挖地，挑粪，点豆，种麦。在一复一日的繁重劳动中，她的脸庞不再白晰，双手也不再细嫩，长出了一道道的血口子。在一次挑粪的比赛中，她身材单薄，却硬要和小伙子一起比拼，因为没注意踩在一块石头上，她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没拿到名次，她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没料到，晚上她发起了高烧，同伴赶紧通知了队长。队长叫上老婆和会计，连夜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，队长让老婆一直陪着她，直到三天后出院。

　　回到知青之家，她不顾身体还没有康复，又投入到生产劳动中。队长得知情况后，跑到公社，给她争取来村小代课老师的指标。村小一位老师调走后，学校几乎停止了运转。她的到来，引起了孩子们的一片惊呼。他们个个大睁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小手掌都拍红了。

　　第一次站在讲台上，她看着教室里高矮不一长短不齐的桌椅板凳，心里忽然冒起一缕酸楚。她用标准的普遍话，一字一句地带着孩子们诵读课文。不经意间，她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在窗口一闪而过。透过空空的窗口，她看到老队长佝屡着腰，抹了一把眼睛，慢慢向校外走去。

　　晚上，她一个人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，就着昏暗的油灯批改作业。孩子们的笔迹稚嫩，一笔一划却写得十分认真。每一篇作文上，她都要写上一段评语，自然是鼓励为主。作文中，孩子们描绘着自己的未来，有的是医生，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律师，有的是科学家。这无疑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。夜风清凉，蛙声阵阵。屋里的灯光，常常要亮到深夜。她没有觉得累，静静独自享受这样的时光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正在上课的她突然感觉到肚子疼得很厉害，坚持把课上完，她强忍疼痛，去了大队卫生室，检查出是得了急性肠炎。输完液回村小，已是掌灯时分。还没进校门，她就看到老队长带着十几个学生，静静地守在宿舍门口。看到她，孩子们蜂拥而上，争先恐后往她手里塞东西。一块玉米饼，两个鸡蛋，几根黄瓜，一包大枣，还有花生。怀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她眼眶里的泪水也越来越多。

　　爸妈来信，说和她一起的知青，有人已经返城了。看完信，她心里有些落寞。她回信说，自己只想在农村好好教书。她清楚，父母只是普通工人，不可能有啥门路让自己返城。她把从城里带来的几本小说从箱底翻了出来，那些经典的文字，成为她每天不可或缺的陪伴。

　　一天，老队长急急地来到村小，交给她一张纸。她拿过一看，是推荐她上大学的审批表。老队长说，好好复习，争取考走。她知道的，是这张纸将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她不知道的，是老队长为了争取到这张审批表，前前后后往公社跑七八趟。

　　果然她顺利考上了大学。离开下洼时，她给送行的老队长说报的是师范学校，老队长连声说，好呀好呀。

　　毕业后，她放弃了留在城里的机会，重新回到下洼，成为村小的一名正式教师。

　　光阴荏苒。满头银发的她，从教师岗位退休都已经二十年了。这些年，她一直没闲着，义务给周围的学生补课。八十岁生日这天，她教过的学生，把她的客厅挤得满满的。堂屋正面，悬挂着县教育局赠送的牌匾，“师德高远”四个字金光闪闪。她拒绝了家人和学生为她筹办寿宴的安排，只让家人准备了鲜花。

　　带着家人和学生，她们一起来到公墓。老队长墓碑前，一束束菊花金黄艳丽。对着墓碑，她深深三鞠躬。她平静地说，老队长，我把根扎在这里了。

　　她告诉老队长，她、儿子、孙子，一直都在下洼教书。不同的是，她教小学，儿子教初中，九零后的孙子，已经成为县城重点高中的骨干教师。